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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節日中,中秋節的地位非比尋常,催生了數不清的經典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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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節日中,中秋節的地位非比尋常,催生了數不清的經典作品

在中國傳統節日中,中秋節的地位非比尋常,它不僅被寄托了團圓和美等諸多美好情感,更是文藝創生的土壤,催生了數不清的經典作品。就詞而言,歷代詠中秋的佳詞并不鮮見,但格高千古、空前絕后的非蘇軾《水調歌頭》莫屬。恰如宋人胡仔所云:“中秋詞自東坡《水調歌頭》一出,余詞盡廢。”(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后集卷三十九)明人楊慎也贊其為“古今絕唱。”(《草堂詩余》卷四)

對這首經典作品,人們從創作主旨、藝術風格等角度切入的研究已經相當充分,如果只是重復前人的老調,即便有一二新意,意義也不大。但經典作品的價值并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或后人的闡釋而削減,對不同的時代來說,經典作品永遠都是“新”的。立足于當下的話語體系,透過作品文本的顯在結構,穿越歷史的重重迷霧,直抵作者的心靈深處,進而感悟宇宙社會人生的常道,必將有新的體驗和收獲。

在詩詞的解讀與賞析中,不應拘于文本但也不能脫離文本?!端{歌頭》一詞有蘇軾的自序:“丙辰中秋,歡飲達旦,大醉。作此篇,兼懷子由。”小序不足二十字,卻是我們解讀詞作的鑰匙。丙辰年,即宋神宗熙寧九年(1076),蘇軾調任密州的第三年,任期將滿,可是前途仍然黯淡不明??v然“奮厲有當世志”(蘇轍《東坡先生墓志銘》)卻無由施展。七年前,蘇軾兄弟服孝期滿后由故鄉返回京師。當時王安石博得神宗的信任和支持,極力推行變法,為破除障礙,在政府各部門不遺余力地清除異己。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,御史臺也遭到清肅排斥,繼之身為諫官的是一群宵小之徒,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。面對紛擾的政治亂局和新法的諸多弊端,蘇軾滿懷憂思憤慨,給神宗皇帝上了一封洋洋灑灑的萬言書,廣博的學問、冷靜的推理、憤怒的爭論、大無畏的勇氣,在書中都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然而,神宗皇帝當時根本聽不進去。于是,蘇軾再上第二書、第三書,慷慨激昂,發欲沖冠,直到熙寧四年(1071),他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,出了一道“論獨斷”的鄉試考題,這下徹底激怒了王安石,栽贓陷害打壓排擠隨之而來。心灰意冷的蘇軾自知在朝已無立足之地,自請外任,赴杭州任通判,然后又知密州,政治生涯剛起步便遭遇挫折。

蘇軾的才學當時已天下聞名,文壇領袖歐陽修在給梅堯臣的書信中就大發感慨:“讀軾書,不覺汗出,快哉,快哉!老夫當避路,放他出一頭地也。”才學如此,本該施展抱負建功立業,可是為了躲避朝廷爭斗漩渦,蘇軾從開封府推官到通判杭州,再知密州,十余年間,一直處于外放冷遇地位,雖然他盡己所能地興水利、滅蝗災、救棄嬰、平盜匪,力保一方民安,但面對朝政的傾頹卻無可奈何,有心無力。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構成了他所面對的第一重人生困境。這在詞作中表現為“不知天上宮闕,今夕是何年”的疑問,“我欲乘風歸去,又恐瓊樓玉宇,高處不勝寒”的憂慮。陳元靚《歲時廣記》卷三一引《復雅歌詞》,稱神宗讀至“又恐瓊樓玉宇,高處不勝寒”,稱“蘇軾終是愛君”。今天也有研究者認為,詞中的“天上”“人間”正是朝廷與地方的象征,表達的是詞人的忠君思想。這樣的解讀雖不無道理,但終究過于狹隘。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稱:“東坡之《水調歌頭》,則佇興之作,格高千古,不能以常調論也。”“天上”“人間”的迂回往復,沉郁頓挫,正折射出了理想與現實矛盾沖突造成的人生困境。

第二重人生困境便是“入世”與“出世”的困擾和掙扎。蘇軾的思想相當駁雜,儒家思想構成了他思想的基調和底色,但釋、道思想對他的影響同樣深遠。蘇軾原本生性曠達,隨性自由,“我本麋鹿性,諒非伏轅姿。”(《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》)即便是經過了官場的錘煉,仍久馴不化,“塵容已似服轅駒,野性猶同縱壑魚。”(《游盧山次韻章傳道》)“好僭議朝政,屢以此獲罪”,卻不知悔改,自言“受性于天,不能盡改”。(《辨賈易彈奏待罪札子》)政治上的困頓失意,秉性上對自由放曠的追求,進一步加劇了“入世”與“出世”的矛盾。兼濟之志既難以實現,歸隱之情便時常浮上心頭。“病馬已無千里志”(《和晁同年九日見寄》),“且待淵明賦歸去,共將詩酒趁流年”(《寄黎眉州》),這些心跡表白,無疑是內心“出”與“入”矛盾的困擾,是欲進無途、欲退無由的掙扎,而這種種情思借由“乘風歸去”“起舞人間”的意象寄托婉曲地表達出來。

第三重困境是親人聚少離多的思念與煎熬。蘇軾、蘇轍兩兄弟從小一起長大,一同參加科舉,一路走來始終相扶相攜,感情無比深厚。在《送李公擇》中,蘇軾感嘆,“嗟予寡兄弟,四海一子由”。在他看來,蘇轍“豈是吾兄弟,更是賢友生”。而在蘇轍眼中,哥哥“撫我則兄,誨我則師”?!端问?蘇轍傳》評價兄弟二人稱:“轍與兄軾進退出處,無不相同,患難之中,友愛彌篤,無少怨尤,近古罕見。”兄弟倆在準備制科考試時曾寓居懷遠驛,當時便相約“功成身退,夜雨對床”,這成為他們在半世聚散沉浮中念念不忘的約定。蘇軾任杭州通判期滿,請調密州,“請郡東方,實欲弟昆之相近。”(《密州謝表》)因為蘇轍當時任齊州掌書記。盡管密州和齊州相距不過幾百里,但密州期間兄弟二人竟未能相見,“兼懷子由”所表達的正是對親人深摯的思念之情。蘇軾知密州時,雙親早已亡故,妻子王弗也已是“十年生死兩茫茫”,人生的悲苦寂寥可以想見,特別是中秋佳節來臨之際,對親人的思念就更顯深沉而熱烈。“不應有恨,何事長向別時圓”,這樣的質問,不正是對離別之情、思念之苦的感喟嗎?詞序中“歡飲達旦,大醉”,不過是一曲筆,當從反面來理解。“歡飲”多半是強作歡顏,難掩內心的悲苦和思念;“大醉”也不是率性雄豪,而是難以排解的愁苦對心靈的自我壓榨,也許只有醉中才能得片刻解脫。

面對三重人生困境的擠壓,蘇軾既沒有隨波逐流屈己諂媚,以換取躋身朝堂的政治資本,也沒有怨天尤人萬念俱灰,墮入佛道的虛無縹緲,而是憑借深邃的哲思、曠達的胸襟,燭照宇宙、社會、人生的本質。“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。此事古難全。”這是對宇宙人生常道的參悟,這世上沒有絕對完滿的存在,缺憾與不足乃是永恒的常態,入世苦,出世也苦,人生的一切“高處”之爭,都是苦樂相伴、患難相隨的。了悟了這一層,也就不必再糾結于天上人間的抉擇,更不必沉溺于聚散離合的悲歡。蘇軾正是憑借這樣的哲思和非凡的藝術才華,在詩詞的世界里最終完成人生的突圍,化解人生的苦悶,重新回歸內心的平衡。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間”,“但愿人長久,千里共嬋娟”,這美好的祝愿洋溢著詞人對人生常態常情的審美觀照,是破解人生困境之后靈魂的安寧與愉悅,既充滿了樸素的人間煙火氣,又是那樣超拔脫俗,絕無半點鄙俗之氣。這是《水調歌頭》的藝術妙境,更是蘇軾非凡人格、偉大靈魂的真境。

因此,此詞的審美意蘊不在于展示了理想與現實、入世與出世、團聚與分離的矛盾,而在于詞人面對這些矛盾所造成的人生困境,如何實現自我突圍,如何依靠深邃的哲思和超凡的人格對現實的矛盾作藝術的超越,并在這樣的人生突圍中達成對宇宙、社會、人生更高層次的認知,這才是作品的恒久魅力所在。東坡先生的中秋詞,當作如是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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